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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妹花 双飞 何兆武：回忆联大七年（下）
- 发布日期：2024-11-16 16:12 点击次数：167
我想，幸福的条款有两个，一个是你必须合计个东说念主出息是光明的、好意思好的，然而这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策划。另一方面，统统这个词社会的远景，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愈加好意思好，如果社会举座在堕落下去姐妹花 双飞，个东说念主是不可能信得过幸福的。那时候诚然物资生活至极之苦，然而合计至极的幸福。
西南联大（1938年5月4日运行上课，至1946年5月4日完毕）
五、藏书楼不是藏珍楼
联大有个大藏书楼，每个系也有我方的藏书楼，这在战争期间是很可贵的。统统藏书楼全部开架，学生可以摆脱进书库，风景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，待一整天也没东说念掌握。有的书看着名字可以就拿出来翻翻，如果合计没风趣，又给搁且归，有的至极感有趣有趣就借出来，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，那享受确凿好意思好极了。解放后我在历史参议所责任了三十年，作念了参议员也不可进书库，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，然后交给藏书楼责罚员去拿。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东说念主商量，我只查一个材料，但不知说念在哪本书里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，不必走动填条换书，太费事了。其实那时候我年级挺大了，都五十多岁了，他“恩准”我进去查书，还拿个手电筒，紧盯在我屁股背面，似乎唯恐我在内部偷书，或者搞破损。这种监视让我合计特地狼狈，很不舒心。当今的国度藏书楼也存在相同的问题。许多馆室不可入库，先在外面填条，限借三本，也许只给你找出一册来，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。得，这半天等于瞎踌躇本事，翻了一册没用的书，时辰就报废了。
我在好意思国国会藏书楼遇见过一个好意思籍华东说念主居密，她是国民党的元老、法律证实院院长居正的男儿。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，借书费事极了，借档案就更费事，成果待了七个月，所看到的本色抵不上在好意思国藏书楼看一个月。我深有同感。咱们手续太费事了，如果书库能毅然进，就跟逛书店一样，左翻一册右翻一册，那一天能看若干？诚然不是统统书都仔细看，然而信息量就至极大了，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。如果不可进书库，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，一天又能看若干？我合计这跟咱们的教唆不雅念联系。藏书楼的作用是什么？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群众看到。然而按照咱们当今的不雅点，文籍是国度的资产，咱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，越翻越烂若何成？是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东说念主看，或者不让东说念主看，这在无形之中，使咱们国度在接纳常识方面逾期了。藏书楼是为传播常识配置的，着眼点不应当是建若干高楼、保藏若干文籍，而应当是若何才略让这些书清爽，最大适度地领会作用。如果这少许不商量的话，藏书楼造成了藏珍楼，唯恐被东说念主家摸坏了，这就失掉了它率先的风趣风趣了。
我第一次去好意思国的时候，印象最深的即是他们的藏书楼。按理说我是一个异邦东说念主，也莫得先容信，什么证件都莫得，可并莫得东说念主查问，书库照样可以进。藏书楼从早晨开到夜半，只消你有元气心灵，可以从早干到晚，何况它的条款至极好，内部有沙发，傍边即是小吃店，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陆续，那你一天能收成若干？何况内部那些对于中国的书，包括港台的书、大陆出书的书，报刊、杂志，险些都有。然而咱们这里呢？海外的书看不到，港台的书也看不到。我在历史所的时候，借台湾“中央参议院”的期刊，得写个请求让党委特批，谁风景去找那费事？这等于咱们在思惟上自我禁闭了。别东说念主的都不看，关起门来就看我方的那少许，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我方练，东说念主家若何派遣你都不知说念，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？既然社会主义在表面上先天就比老本主义优厚，他都不怕你，你为什么怕他呢？
咱们那时候有好几条旅途可以擢升英文，一个是跑到外文系藏书楼借英文演义。谨记有个同学问我：“你看了若干本？”我说看了二十本吧，他说：“二十本不够，得三十本。”自后咱们发现，读英文演义不要看英好意思东说念主写的，而要看其他国度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，比如法国东说念主大仲马、小仲马、莫泊桑的，或者俄国东说念主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的，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。还有一条路，即是看英文杂志。联大有个杂志有瞻念看室，国内海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神色，没事了就可以到内部翻一翻，跟逛书店一样，可以接纳许多东西。其中我有有趣有趣，何况当今还谨记很了了的，比如Apollo，对于好意思术史的，内部插图至极精彩——其实学校里莫得好意思术史的专科课，可那种杂志有瞻念看室里也有。还有一册杂志，名字是Etude，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，先首肯多古典音乐。有一篇著述给我印象很深，讲Schubert（舒伯特）的歌Erlknig（《魔王》），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奇。一个小孩病得很重，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大夫，晚优势吹得很紧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蛊卦阿谁小孩，自后阿谁小孩就死了。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说念，是歌德的诗，然而一直没找着，看见那本杂志上有，连忙抄了下来。这些条款自后就再没享受过了。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，牌子亦然“中国科学院”，按理说条款应当很丰富，成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。
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，领事馆里的有瞻念看室可以毅然进，一般惟一三四个读者，何况有瞻念看室的东说念主挺殷勤，还给你倒一杯茶。1939年秋天，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，希特勒紧要波兰，二战运行了。英国领事馆里有多样英文的报纸杂志，那时咱们对战局也很关注，常当年翻看。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（《伦敦画报》）报说念战局，有许多相片。1940年6月，法国校服，希特勒占领了巴黎，戴高乐跑到英国陆续战争，叫作“摆脱法国”（自后叫作“战斗法国”）。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，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东说念主物，不外他提议一个新的策略不雅念很有名，认为畴昔作战主如果机械化的活泼战，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，挖个深沟，领有机关枪把守敌东说念主就过不来。二战时大限制使用坦克，可以到处跑，是以打的是指挥战。德国击败法国以后有个“海狮想象”，准备过海打英国，先是大限制地轰炸，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，衔接轰炸了三个月，伦敦的住户都住在地铁里，那些情形《伦敦画报》上都有，有相片也有丹青。那时英国惟一八百架战斗机，数目上远远少于德国，可都是那时最先进的，一种喷火式spitfire，一种飓风式hurricane，性能至极优厚。何况英国还有一种玄机火器是雷达，在“大不列颠之战”中起了至极大的作用，是以德国终于莫得能过海。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有瞻念看室里看到的，一方面加多了实事常识，另一方面，不自愿地就接纳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利用英文。
六、茶肆听夸耀，里根挂二牌
咱们那时候的生活条款极差，尤其教师就更艰难了。以前那些名老师，比如冯友兰，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，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，战争爆发以后便每下愈况。从前都是用硬币，比如银元，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，再比如铜板，不外都很费事，稍稍多少许就很重，很连累，何况至极脏。1935年，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大众李兹?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转换，改用法币（即法定的货币），由中央政府的银行和洽刊行纸币，天下通行。这天然比硬币优厚，一运行很灵验，何况战争要用钱，钱从那里来？票子一印就出来，是以国民党当局收受最浅薄的办法即是印票子。然而老那么掏穴洞若何受得了？1935年到1937年，国民党进行转换如实也在效劳，因为知说念战争是不可幸免的，包括币制转换亦然备战，但你不可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。从1937年战争到1938年、1939年，物价权臣高涨，成果通货彭胀，导致统统这个词经济崩溃，终末连吃饭都很艰苦了。
吃也差，穿也差，住也差，一间茅草棚的寝室凹凸通铺住四十东说念主，颇有点雷同咱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寝室。不外战争的时候生活不冷静，有的东说念主休学，有个别有点钱的东说念主在外边我方租个斗室子，还有的是根底就在外边责任，比如有东说念主在外县教书，到教师的时候才回首，是以寝室里经常住起火，但也有二三十东说念主，很挤。我同寝室里有位同学，是自后有了名的作者，叫汪曾祺。他和我同级，年级差未几，都十八九岁，只可算是小后生，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，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，扣子只扣两个，趿拉着一对布鞋不提后跟，普通说见笑，还吸烟，很颓靡的那种神色，统统是中国旧常识分子的魄力。北大历史系的汪也曾是助教了，亦然这种作风。
不外好在不要钱，上学、吃住都不要钱，学生每个月靠“贷金”吃饭，何况毋庸还，这和今天大不一样。假如阿谁时候要膏火的话，我笃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，不但咱们上不了，即是再大的名东说念主也上不了学，包括杨振宁。那时候老师钱太少了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，他一群众东说念主，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？当年的粗重时世，只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。
前面提到过，幸福最紧要的就在于对畴昔的好意思好的但愿，一是你合计统统这个词社会、统统这个词世界会越来越好意思好，一是你合计我方的畴昔会越来越好意思好。那时候也挺故风趣，日本飞机普通来轰炸，生活至极之艰难，然而士气却莫得受影响，并莫得失败主义的情感流行，老是乐不雅的、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得胜，何况得胜以后会是一个好意思好的世界，一个民主的、和平的、摆脱的世界，这是咱们阿谁期间的后生最幸福之所在。
联大的学生绝大巨额都是抛妻弃子，寒暑假也回不了家，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，何况因为穷困，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，只好大部分时辰都用来学习，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，或者聊聊天。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，街上有几十个茶肆，群众没事就到茶肆喝碗茶。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，很低廉，大约相配于当今的一毛钱了，无非即是茶叶兑滚水，有的东说念主是真拿本书在那儿辛勤，但大部分东说念主是去聊天，海阔天外说什么的都有。最谨记有一次，我看见物理系比咱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，杨振宁和黄昆，正在那高睨大谈。其实咱们也莫得斗争，不外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，谁都知说念的。黄昆问：“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著述，你看了莫得？”杨振宁说看了，黄昆又问以为如何，杨振宁把手一摆，一副很不屑地神色，说：“毫无originality（更动），是老费解了吧。”这是我亲耳听到的，何况直到当今印象都很深，那时我就想：“年级轻轻若何能这样圣洁？果然敢骂现代物理学界的巨额师，还骂得个一钱不值？！用这样大不敬的口吻，也太出格了。”不事自后我想，年青东说念主大约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越过前东说念主。
在昆明的时候常常望望电影，何况也不贵，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，昆明七年我大约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。那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，斥地很新，影片也都是最新的。谨记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，“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，以建民国，以进大同……”群众起立，屏幕上顺序放映国父孙中山、国度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，接下来才是看电影。电影分为几种，一种是形势性的记录片，比如隆好意思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，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，片子亦然立地就公映了。那次使咱们至极诧异的，即是罗斯福的年迈不胜。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，对于一个政事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直年的时期，可他简直年迈的不得了，简直即是九十二岁，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东说念主。果然，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，一下就死了。另一种是故事片，许多都是神色二战的，像《卡萨布兰卡》（那时叫《北非谍影》）、《魂断蓝桥》，再比如《东京上空三十秒》，那是顶新的片子，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第二年春天好意思国就炸了东京，电影里演的即是那次轰炸。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，看了以后我才知说念，那些潜水艇里的东说念主要常常照日光灯，补充一些紫外线。另一种即是文艺片，比如《简爱》、《浊世佳东说念主》，还有音乐片，像讲斯特劳斯的《翠堤春晓》，音乐至极好，我看了三遍，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，里边的好几个歌咱们都会唱。《葡萄春满》（New Wine），讲的是舒伯特的一世。还有《一曲铭记》（A Song To Remember），写肖邦的。演肖邦本分的是Paul Muni，演乔治?桑的是Merle Oberon，都是那时至极有名的演员，阿谁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，即是心爱听他的音乐。自后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《呼啸山庄》，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《蝴蝶梦》（Rebecca），都是那时有名的片子。
那时候的好片子至极多，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。那时他是个二流演员，用京剧的行话来讲，是“挂二牌”的，天然还有“挂三牌”的，那就更不紧要了。那时有个英国的知名演员叫Eroll Flynn，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，其中有一部叫《绝望的旅程》，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。
探花七天据说那时担任电影片中译名责任的是吴宓本分，不知确否，不外从某些片名来看，如《卿何薄命》、《魂归离天》（两辞齐出自《红楼梦》）之类，很像是吴先生的格调。附带说少许，那时的电影莫得配音，有些同学即是去学英语的。我行动历史系的学生，也从电影里意志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，如Laurence Olivier（奥利维尔）、Vivien Leigh（费雯丽）主演的Trafalgar（特拉法加）海战，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（中译名为《旷世艳后》，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），这些娱乐生活丰富了咱们的常识。
七、兼职作念教师
从1939年到1944年，对我是最艰苦的几年。抗战前在北京作念中学生的时候，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，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，质地可以，何况可以掀开吃，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亦然五块多钱，至少都是细粮。然而到1939年就不行了，物价飞涨，学校里吃饭诚然不要钱，可曲直常之差，有点像咱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艰苦期间吃不饱的光景。东说念主的胃口毕竟有限，食粮定量就意味着耗费你的口粮，西南联大的时候诚然莫得定量，可群众都当年抢，不俄顷本事就莫得了。一直到1942年，我在外面可以找个脱落责任兼差了，才算好一些。
1943年读了参议生以后，我就在中学里作念兼职教师，每月工资已是数千，大约相配于当今的七八百元钱，每顿饭都我方用钱在中学里买，总算能吃饱少许了，只消不养家糊口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，比拟缺教师，险些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，有的学生迫于糊口，平时在外县兼课，到了教师才回首。年青东说念主龙马精神，何况可以“杀价格”，工资压得比拟低，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，是以学校里也风景用。
咱们作念参议生的时候险些莫得东说念主不作念中学教师，惟一工学院的例外，他们可以下工场，修公路、修铁路，或者修汽车，除此之外，我想大巨额同学都在兼课，包括闻名天下的杨振宁。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，他的爱东说念主杜致礼即是他班上的学生，自后他放洋了，王浩就接办在那里教。那时不但是学生教，连联大的本分也在中学里兼职。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，务实中学、五华中学、龙渊中学、昆华女中，教国文，教英文，也教过历史、地舆，参议生的三年里基本没断绝过。在五华中学教汉文的时候，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，我教另一班，他的威信、名气比我大得多了，本来即是名老师和文体家，天然应当比我精深得多，是以我并不合计气馁。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，学校当局知说念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东说念主，是以给他的工资稀罕高，还稀罕给他一间屋子，诚然当今看来也不合计若何，不外在那时就至极了不得了。
八、恋爱
在恋爱婚配的问题上，老一辈东说念主和咱们那时的年青一代有很大不同。五四的那一辈东说念主一方面是维新的，比如钱玄同，他的名字即是“疑古玄同”之意，对古代根底是怀疑的，可另一方面，他们的旧学根底都至极深，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惟。是以他们的婚配大多是家庭包办，自后又讲婚配摆脱、个性解放，对家庭包办的婚配不闲隙，就另外找东说念主辘集。其中最典型的即是胡适。胡适的婚配是家庭包办的，诚然自后也另外有东说念主，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东说念主，但他不肯意伤他母亲的心，永久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配。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。郭沫若、鲁迅都是这样，诚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配，正本包办的夫东说念主还在，算是家庭成员。
到了咱们那一代，学校里莫得规则学生不可以成婚，不外事实上不可能成婚。书还没念完，我方生活不可自强，若何保管家庭？“后生须眉谁个不善属意？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？这是咱们东说念主性中之至神至圣。”（郭沫若译歌德《少年维特之麻烦》媒介）但咱们那时候信得过谈恋爱的东说念主毕竟是少数，成婚的更是少有，总以为那是远方的将来的事情。一般都是插足了责任，到二十五六岁，致使三十多岁才成婚，何况很少有东说念主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，女同学成婚的就更少了，或者成婚了就中断学业，作念家庭主妇了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册演义很流行，叫《芳华之歌》，我不知说念别东说念主若何想，至少我合计那本书写得很不妥当那时的情况。演义写“一二?九”指挥，写北大的女生，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东说念主，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，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，我去过好屡次，是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意志一半以上，然而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。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东说念主成婚，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，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成婚。然而书里写林说念静不但成婚了，还和东说念主同居，何况还换了东说念主，那在那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，哪有女同学毅然跟东说念主同居的？自后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，大都是东北的。那时候东北也曾被日本占领了，国破家一火，那些同学流一火在关内，我方莫得驻足的场所，是以两个东说念主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。可这是很少有的，一般的都不这样。一个东说念主写演义，老是有益意外地把我方的素质写在里边，是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过错，统统不妥当那时的真实情况。
九、“天东说念主交感”下东说念主生不雅的转念
我作念参议生第一年读的是玄学，然而不久得了肺病，一犯起来就吐血，肉体至极朽迈。那时候肺病至极遍及，大约许多东说念主都有，不外莫得查验出来，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东说念主一样。如果我不吐血，我也不会知说念我方有肺病，也许是别东说念主传染给我的，也许我还传染别东说念主，这都不知说念，莫得隔断，也莫得药，等于自生自灭。
自后我才知说念，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。细菌把血管咬破了，是以就吐血，如果一个东说念主失血不许多的话，没那么严重，吐血而死经常并不是因为失血，一般都是因为窒息，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，那时曲直常愁肠的，我很有体会。何况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素质，只消天气一变，比如忽然风雷交作，我就感到气闷压迫，运行吐血。有位同学跟我开打趣，说：“你这是‘天东说念主交感’。”《资治通鉴》里有一段故事，武则天的时候屡兴大狱，握起东说念主来就用严刑。有一个东说念主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，成果出来以后能够预告天气。别东说念主问他：“若何会这样灵？”他说不是他灵，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坐窝有意象，是以预言至极准确。我想这是对的，我那时亦然这种素质，天一变就能嗅觉到。
我的遇到还算可以，终于挺过来了，不外并不是统统东说念主都这样庆幸。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，他物理念得是最佳的，自后还作念了参议生。我笃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，当今也该是物理学群众了，也会是诺贝尔级的，然而灾荒自后得了肺病，毕业不久就死了，至极可惜。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，亦然读得至极优秀，咱们一说念上过德文，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，眼看着他一天天羸弱下去，确凿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，自后死了，委果太可惜了。他们那么年青有才，如果给一个条款能够活下来的话，我想一定至极有成绩，可惜很早就示寂了。
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参议生，起初受王浩的影响一说思了玄学，不外我莫得念完，一是因为生病，半年莫得上课，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，废弃了玄学。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，玄学念得也至极好，他认为，学玄学惟一两条路走，一条路是从天然科学出手，稀罕是从数理科学出手，否则只可走伦理说教的路，比如孔孟之说念，仁者爱东说念主，但这些不是玄学，信得过讲玄学一定要从天然科学出手。另一条路，即是获得少许玄学的教授，从玄学的配景转业搞文体。他这少许说得至极有理，西方的大玄学家大多是科学家诞生，像近代的笛卡儿、莱布尼茨，现代的怀特海、罗素，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、彭加勒，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。王浩是学数学的，天然可以搞“信得过的玄学”，我没天然科学的基础，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，心想如故不要学玄学了，学也学不好的。那时我正病重，于是找来一些文体书排遣，稀罕是英国放肆派，雪莱、拜伦、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。
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，经常都是更无长物，一首诗即是一小本书，领会一套圆善的东说念主生玄学，这在中国诗里很稀有。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紧要诗东说念主，Browning（勃朗宁）和Tennyson（丁尼生），一般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精深，可我那时的感受是，Browning的诗歌诚然阵容魁岸，但阻遏东说念主生田地的深度，在这少许上，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，也愈加让我陶醉。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领诗《哀痛》（In Memoriam），哀痛他故去的一又友，写得至极感东说念主，系统地领会了我方的东说念主生玄学以及宗教信仰，而他之打动我的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录用，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，即是“畅论天东说念主之际”。再比如，Tennyson八十三岁示寂，他的终末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险些每个选本上都有，诗的豪迈是，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，船出不去，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口岸，Tennyson梦猜测我方八十多岁了，东说念主生将近走到极端，驶离彼岸的港湾，跨过东说念主生的界线，之后，就可以见到“我的舵手”（即天主），“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”。这些诗我读过之后至极感动，何况至极观赏这种东说念主生不雅，合计这才妥当我的胃口，是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记忆文体去了。
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，自后他去四川了，由好意思国东说念主Robert Winter作念我的导师。不事自后我也莫得念好，因为我主要的有趣有趣不是文体参议，仅仅那些诗对我的思惟有启发，觉着至极有会于心。我一直都这样认为，精神上的追乞降享受，自己即是见地，不可太功利，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，拿不到博士学位，也找不着好责任，那我就不干了。天然这样想也不算错，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。从中学运行，许多年我都不大辛勤，这大约与我摆脱懒散的民俗联系系，也可以说跟我方的东说念主生不雅联系系。在我看来，念书最大的乐趣在于我方精神上的得志，这比什么都紧要，而不在于是不是获得一种普通的荣誉。假如不是很有有趣有趣，又要付出很大的就义，我合计犯不上，或者说，太功利就丧失了我方的生命，反而以珠弹雀。
1945年至1946年，恰是我作念参议生第三年，“一二·一”民主指挥至极强烈，课也停了，学校里也乱，静不下心来念书写论文。1946年联大宣告完毕，清华、北大回北京，本来我应该随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，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，因为叔本华诚然是玄学家，可他走的是文体的路，我很有嗟叹。然而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历害，以为将近不行了，我就去看她，比及可以回首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，北上悔怨，是以参议生念了三年，终末也莫得拿到学位。
摘自《上学记》，何兆武口述姐妹花 双飞，文靖撰写，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